尼采与佛教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对此问题，我们一般想到的是，尼采在批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时对这种悲观主义的部分源头——佛教的批评。这种批评认为，佛教是一种由于对人生痛苦感到恐惧而产生的虚无主义，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及时行乐的思想。然而，除了这一点消极的联系外，尼采的思想与佛教还有更深的因缘，尤其在尼采的早期思想之中。
尼采在1858－1864年在Pforta高中学习，该校非常重视西方古典语言学的教学。在这个时期，有两位老师影响了尼采，使他重视印度文化。一位是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Au?gustSteinhart，他对东方文化比较肯定，并说，要想真正理解柏拉图的思想，就不能忽视亚洲民族特别是印度哲学。更重要的一位老师是KarlAugustKoberstein，他认为，欧洲文学从古代的史诗开始，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。他还科学地、无可辩驳地通过德语和印度语言的类似性，证明了德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密切关系。尼采后来说，他能结识Koberstein是“最大的幸运”。尼采在大学期间，继续主修古典语言学，毕业后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，所主讲的也是古典语言学。研究古典语言学，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和文化，而且能帮助他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精神。另外，尼采和梵文学者、比较哲学家PaulDeussen保持了几乎终生的友谊，尼采在致Deussen的一封信中说：“如你所知，我对你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深表同情支持，这些工作使我从偏见中解脱出来（有‘超越欧洲的’眼）。”事实上，尼采与佛教还有一种具根本意义的关联：二者在思想上有很多的一致性。
在佛教诞生之前，婆罗门教是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，它坚持三大纲领：吠陀天启，祭祀万能，婆罗门至上。当时婆罗门教已陷入腐败和矛盾，于是产生了反对它的六派哲学思想。然而这六派哲学又往往趋于极端：或是纵欲放任，或是禁欲苦行，或是消极地怀疑一切。当时旧的人生之路已是不通，而新路还没有找到，人与社会处于混乱之中。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发生的这种人生和社会危机，和尼采所处的19世纪末发生在西方的危机，有着惊人的类似。
佛教力图结束当时的混乱。佛陀首先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的权威。婆罗门教所崇拜的太阳、天、雨、空气、火等诸神，甚至梵天，都被佛陀看成仍没有摆脱生死轮回的众生，失去了作为神的神秘与神圣。尼采最重要的主张之一，也就是否定神，宣称上帝已死。
佛陀进而否定对知性分别之执著。当时，婆罗门教和其它派别哲学的许多论师，耽著辩论，用种种虚构的概念、理论互相攻击。佛陀却不执著于辩论，提出“十四无记”，即对十四个问题，如宇宙是常还是无常，宇宙是有边还是无边，生命与身是一还是异等问题，都不作分别。因为他认为，这些争论没有结果，并且无益于人生。他说，这正如一人中了箭，此时要紧的是把箭拔出来，医好伤。不做这些，却去研究箭的材料，研究箭来自何方，就是不明智。佛教也并不否定所有的思考和理论，其反对的是违背中道，把理论变成一种戏论，把说理变成对真理的遮蔽。佛去之后，部派佛教发生繁琐戏论的倾向。公元1世纪左右，龙树在他著名的《中论》中，提出了“不生亦不灭，不常亦不断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”的“八不”等理论，对戏论进行了最深刻的批评。他指出，名言概念并没有绝对的自性，使用名言概念只是方便设教，应病与药。最终的解脱，是一种和一切相对概念无关的觉悟。佛教这种对名言和知性局限性之深刻认识和防范传统，在中国禅宗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。
尼采比佛教更激烈地扫荡在西方积习甚深的对知性、对知性语言的执著。他认为自苏格拉底将道德知识化以来，西方就深陷于逻辑化的知性统治之中。他对西方他能够发现的正在起作用的，诸如实在、真理、个人、存在等等一切概念理论都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解构。尼采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和佛教之间的一些类似。他称赞佛教具有真正的“哲学清晰”和“高明的智识”，——因为佛教没有采取对世界二元化知性化的教条，佛教远在基督教产生之前，就具有比当时西方“高超得多”的思想。
这样，尼采在思想成熟阶段，并不是把佛教仅理解为一种悲观厌世主义，他重视佛教也并不是在18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一类对原始纯朴的尊重的继续。尼采对东方对佛教有一种新的识见：佛教在人生智慧的很多方面是优越于西方思想的，具体地说，佛教摆脱了神本主义，却又避免了虚无主义，创立了一种新的人生——一种没有异在的主宰神，没有灵魂、自我实体的虚构，超越关于善恶的戏论，没有怨恨，直接面对人生现实的人生。这是一次从神到人的勇敢转折，只有经过这次转折，人类方能走出孩童期，长大成人。尼采认为，西方直到他那个时代，还没有摆脱孩童期，西方必须走出自筑的神和知性统治着的樊篱，完成与约在2500年前在印度发生的，佛教超越婆罗门教之转折相类似的一次转折。尼采曾说：“我要做欧洲的佛陀。”
了解尼采对佛教的理解，对于我们摆脱尼采为狂暴虚无之误解，或佛教为消极虚无之误解，都大有裨益。今天，在旧的人生价值已崩溃，以虚无主义为根的放任或残戾势力强大之时，对于人类历史上这两次相距2500多年的转折之理解，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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